同性性行为在动物中十分普遍。小到昆虫大到鲸鱼，目前已有超过1500种动物被观察到有同性性行为。人类自然也不例外，当今人类群体中大约有2%到10%的个体有同性性行为。然而，与异性性行为不同的是，同性性行为并不能产生后代。人类同性性行为的遗传力约为30%。这引出了一个被称为“达尔文悖论”的演化生物学经典问题：因为同性性行为并不能产生后代，为何同性性行为基因能在演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

近日，密歇根大学博士生宋斯亮与导师张建之教授在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了题为Genetic variants underlying human bisexual behavior are reproductively advantageous（影响男性双性性行为的遗传变异对生育有促进作用）的研究论文，尝试回答这一困扰了演化生物学家多年的问题。这项研究表明，影响男性双性性行为（既与同性也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遗传变异可能通过促进冒险来实现生育上的优势。

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的约45万名欧裔血统的参与者的基因和表型数据。他们发现，携带男性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的异性性行为个体较平均水平有更多的孩子。此外，通过分析参与者对问卷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愿意冒险的人吗？”的回答，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自称愿意冒险的人往往有更多的孩子，并且也更可能携带与男性双性性行为相关的遗传变异。这些现象以及进一步的统计模型归因分析表明，影响男性双性性行为的遗传变异一定程度地促进个体的冒险行为，从而实现了生育上的优势。

研究结果表明，与男性双性性行为相关的遗传变异可能在异性性行为群体中提供了生育上的优势，这或许可以解释这些遗传变异在过去是如何在人类群体中存续的，并预测了它们在未来可能能够继续保存下去。这些结果还表明，冒险行为可能是男性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在异性性行为群体中实现生育优势的潜在原因。换句话说，男性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在人类群体中的存续是冒险行为的生育优势的副产物。

冒险行为通常指那些为追求高回报而不顾可能的负面结果的行为。尽管英国生物银行的问卷中关于冒险的问题没有指定冒险的类型，但自我报告的冒险行为可能包括没有保护的性行为或与多人发生没有保护的性行为，这可能导致生育更多的孩子。

在分析同性性行为的遗传基础时，研究人员不仅研究了双性性行为，也分析了纯同性性行为（仅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他们发现双性性行为与纯同性性行为的遗传基础显著不同，这支持了后续对双性性行为和纯同性性行为各自独立的分析。他们进一步发现，与双性性行为的遗传变异相反，纯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造成后代数量显著减少。这意味着纯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在人类群体中的频率将会随时间逐渐下降。

作者强调他们的研究关注的是同性性行为的遗传基础，而不是行为本身。由于这些行为受基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事实上，近几十年来，报告同性性行为的英国生物银行参与者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可能反映了社会对于不同性取向群体的日益包容和开放。

这项新研究是宋斯亮和张建之在PNAS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的后续。那项研究也试图解释与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在人类群体中的存续。

在2021年，澳大利亚生物学家Brendan Zietsch及其团队提出了证据，表明携带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的异性性行为者比那些不携带这些变异的异性性行为者有更多的性伴侣。作者认为，这可能带来遗传优势，因为更多的性伴侣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孩子。

在之前的PNAS论文中，宋斯亮和张建之发现，尽管Zietsch等人提出的机制可能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有效，但由于避孕措施的广泛使用，在现代社会中子女数量与性伴侣数量已经脱钩，因此这种机制已经失效。这个结论促使研究团队寻找其他可能解释同性性行为相关遗传变异在人类群体中维持的机制。

原文链接：https://www.science.org/doi/epdf/10.1126/sciadv.adj6958